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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歇******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专家认为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脚歇步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了2022年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主角是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康晓峰，退休9个月后落马。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信息梳理，包括康晓峰在内，该栏目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58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的执纪审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32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37人，省管干部410多人，人数均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之最。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数据昭示，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专家认为，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数据还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开局奠定基础，我国将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

　　持续打“虎”拍“蝇”

　　久久为功推动下去

　　康晓峰是黑龙江鹤岗本地人，19岁参加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升任鹤岗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又经过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于2016年12月担任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2022年3月，康晓峰到龄退休，年底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成为年度最后一名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

　　2022年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傅希。

　　傅希出生于1975年7月，云南昆明人，曾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2019年9月开始担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在《云南省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中，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铭真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问题，涉及云南省管干部22人，其中包括时任昆明市晋宁区委书记的傅希。

　　2022年9月，傅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称：傅希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无视党纪国法，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等。2022年11月，傅希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显示，2022年，总计有410多名省管干部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时间是当年1月8日。2022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张永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包括张永泽在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32人，数量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之最(2018年23人，2019年20人，2020年18人，2021年25人)。

　　此外，2022年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总计有137人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这意味着，整个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发布580多名领导干部执纪审查信息。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看来，2022年，党中央坚持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数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宋伟觉得，根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败从未停脚歇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用事实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奠定基础，久久为功推动下去，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彭新林认为，未来5年，党的自我革命决不会停一停、歇一歇，将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以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

　　运用专项整治方式

　　清除各领域“蛀虫”

　　2022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局长张务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张务锋，山东莱芜人，“60后”中管干部，曾任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2018年3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6月，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双开”通报称：张务锋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提拔调动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纪法意识淡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银行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粮食系统领导干部11人，例如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宝义、重庆粮食集团原董事长胡君烈等。

　　2022年1月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称，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其中包括，“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庄德水认为，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国家和人民的“粮袋子”，具有重大政治战略意义。因此，必须推进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工作，通过反腐败清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蛀虫”。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专项整治是2022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上述数据也体现了专项整治的成果。

　　在庄德水看来，这也正是2022年反腐败的一个特点，即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运用专项整治方式，以点带面推动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其他反腐败重点领域还包括对年轻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等。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也是2022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银监系统干部50人；此外，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也相继被执纪审查。

　　宋伟表示，2022年的反腐败工作，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腐败问题的整治和查处更加明确，对腐败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反腐败的治理成效得到了全面提高。

　　据彭新林观察，2022年反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用“全周期管理”方式系统推进。即把治理腐败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注重惩治威慑，也做好制约监督、教育引导，将查办案件、加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过去一年反腐败斗争锋芒所指还包括严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如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最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之一。”彭新林说。

　　相关规定陆续出台

　　制度保障标本兼治

　　2022年12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6起享乐奢靡典型问题，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被点名。

　　通报称，2017年至2022年，李思敏先后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在公司食堂的“一桌餐”及在高档酒店组织的宴请；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旅游安排；收受私营企业主送给的高尔夫球杆，先后多次接受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先后多次因私使用广西科技大学公务车辆。

　　2022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李思敏被执纪审查。一个半月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统计显示，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点名通报高校领域省管干部2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突出政治监督，强化纪律检查职责、赋予监察权。

　　庄德水认为，这意味着，2022年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朝着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又迈出一步，随着中管高校、省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释放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信号。

　　2022年1月1日，监察官法开始实施。

　　“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监察官合法权益，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建设，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说。

　　此外，20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印发，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运行、任务职责、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范；同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印发，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年9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印发，为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等。

　　在彭新林看来，2022年，一系列反腐败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完善反腐败规范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反腐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持。

　　宋伟认为，目前，我国反腐败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反腐败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并且不断将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推进反腐败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法治日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