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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的厦门探索：远亲不如近邻******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的厦门探索：远亲不如近邻
中新网厦门11月21日电 题：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的厦门探索：远亲不如近邻
中新网记者 杨伏山
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深田社区，因为“远亲不如近邻”理念在这里开花结果，悄然形成并发扬光大“近邻”模式，而闻名遐迩。中新网记者近日慕名走进深田社区，近距离感受了这一“近邻”模式散发的浓浓邻里情。
在深田社区居委会，一位苗姓阿姨前来社区咨询为其老父亲办理残疾证事宜，社区残疾人联络员陈芳芳热情接待了她。在苗阿姨很快办完手续满意离开之后，陈芳芳告诉记者，苗阿姨父亲当年是抗美援朝战士，办理残疾证享有优惠政策；此前社区网格员已主动入户为其宣讲相关政策福利，并将表格交其家人。
平日里，陈芳芳每天手上需要办理的事务不少，协助老人办理相关手续的确会更麻烦、费事些，但每当看到老人家办好事情后开心的神情洋溢在脸上，她很开心，“有一种能帮到人家好有成就感的感觉”。
深田社区居委会为居民提供服务。 李思源 摄深田过去地处厦门城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辟为新居民区，2000年底改制为社区居委会。回溯深田的历史脉络，深田社区网格员陈婷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百家村兴起，许多华侨来此投资落户安家；因为年代久远，百家村周边的这些华侨房子一度产生一些产权及归属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旅居菲律宾的侨胞施女士就遇上了长达20多年的侨房纠纷问题。她在深田的一处房产长期被人占用，房屋产权及归属问题一搁便是20多年。她身处异国他乡，反映无门。从老街坊邻居处听闻社区“万家和”调解平台上线，她便抱着一丝希望向社区求助。随后，社区调解服务队介入，经过与双方长达3个月的沟通、协调，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20多年一直没能解决的侨房纠纷，因为“近邻”模式的亲和力迎刃而解。深田社区党委副书记郭娴琳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精神内涵，多次上门或约见双方见面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房屋产权人考虑实际使用人帮忙看护房子那么多年的现实，主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虽然从法理上说，产权人不需要提供补偿，但产权人主动提供补偿，也兼顾了人情。”郭娴琳说，从调解的角度看，只要双方自愿，也不违反法律，达成共识就都不是问题。
在深田社区居住了40多年、退休前为图强居委会主任的林彩霞对记者说，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初心就是为了大家和睦相处，社区时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活动，坐在一起交流沟通，“大家经常见面，经常沟通，感情就好了。”
深田社区组织居民学习交流。 杨伏山 摄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居民对社区工作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更乐于自发参与社区治理。林彩霞说，谁家遇到困难了，大家纷纷伸出援手，“都来帮忙，同心协力。”
对此，在深田社区居住超过40年的沈丽秀深有同感。她说，过去，小区都是旧房子，环境很乱，邻里之间少有往来，甚至“彼此连楼上住的谁也不知道”，老人有个病痛什么的也没人管；现在，小区设了助老员，新时代实验站多了好多年轻人，对老人非常关心，服务非常全面。“家里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帮忙来了，真的非常贴心。”
“邻里关系好了，邻里之间有什么困难，彼此都乐于互相帮助，互相关照，关系就越发亲密。”沈丽秀说。
当下，都市里楼房盖得越来越高，邻居之间素不相识的现象却并不少见。郭娴琳表示，深田社区希望用这种“近邻”模式，让邻里关系能够更好。
深田社区居民晨练。 杨伏山 摄在深田社区，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通过参加社区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感受来自社区以及周边邻居的关爱与热情。
伴随邻里之间以及对社区的认同、共情，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的自治与共治当中来，社区组建的百事帮邻里互助服务队也吸引越来越多居民参与其中，发光发热，互帮互助，共建属于自己的美好家园。
深田社区探索的“近邻”模式，在社区治理中彰显出强大聚合力。目前，“近邻”模式已在厦门全市推广。
志愿者入户为老人提供服务。 深田社区供图“厦门在全市推广‘近邻’模式，对我们进一步做好社区治理，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厦门市湖里区兴隆社区主任助理、台商熊麒向记者表示，兴隆社区较早引进台湾社区治理模式和经验，建设美好小区，内容上与“近邻”模式异曲同工。
作为厦门市对台服务试点社区，兴隆社区现有300多名台胞在此居住、生活、创业。熊麒说，兴隆社区工作的特色主要是以两岸融合为主轴，“近邻”模式让台胞与社区居民互动很好。“我们将把‘远亲不如近邻’这一理念更凸显起来，促进两岸同胞融合发展。”
如今，深田社区所属思明区委宣传部正创新打造思明近邻宣讲品牌，组建1个区级“近邻”宣讲团和10个街道“近邻”队，深入全区展开百场巡回宣讲，让厦门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更和谐、更温馨。(完)
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王克修（湖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经过20年发展，22个国家65个项目获此殊荣。虽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面临一些困难：一些国家认识不到位，申报积极性不太高，覆盖范围不广泛，有的获得认定后也没有很好保护和利用，等等。中国可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不断引领，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包含经济、生态、技术、文化、景观等多个层面的复合农业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展示了农业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农业生产实践、丰富的生态地理资源，创造了类型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农业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其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文化遗产蕴含人地和谐的生态思想、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技术和有效的乡村治理理念，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再次，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提供宝贵智慧。一直以来，农耕文明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比如美国土壤学专家富兰克林，曾考察中国古老的农耕体系并著有《四千年农夫》。这本书成了美国有机农业的宝典。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生态农业的精华，兼顾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重特征，可以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退化、全球气候变化、荒漠化与土地退化、本土性传统知识丧失等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中国是该倡议的最早响应者、坚定支持者、成功实践者、重要推动者和主要贡献者。“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概念有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而非落后农业。农业遗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物种、传统技术或传统农业工具，它是一个复合性系统。传统农业不是落后农业，现代农业不是取代传统农业，而是改良和提升传统农业。二是传统农业是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短缺资源与庞大人口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乡土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使得勤劳智慧的农民积累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耕作体系。中国传统农业从来就是循环可持续的农业，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农业。三是传统农业蕴含着生态大智慧。农耕文明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其顺天应时、取用有度、御欲尚俭、生态循环、多样平衡的实践智慧，以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时时从传统永续农耕中汲取营养，从而在认识论和世界观层面做出深刻改变。 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共同提出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评审标准包括：一是具有独特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知识体系。二是在当地能支撑粮食安全和生计安全。三是含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生物多样性。四是遗产地必须具备全球重要性和公共产品价值。五是景观独特秀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对于地方知名度的提升、名特优产品的发展以及基于良好生态环境和深厚民族文化来发展旅游，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世界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交流互动。立足新时代，推动建设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持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一步挖掘其各方面的传承利用价值。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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